杂谈▏郝晓光：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2000年6月江泽民主席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的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历史悠久，在科技领域有过辉煌的成就；自明朝末年起，中国开始在科技领域落后于其他国家；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最新的互联网，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为什么从那时开始落在了后面？”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院士大会上也指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江主席和习主席共同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该问题称之为“李约瑟之谜”。随后，还有人把“李约瑟之谜”进一步推广，出现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李约瑟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回顾西方大国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次面临破题之难。2017年12月林毅夫教授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上发表了题为“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的演讲时指出：“李约瑟之谜”是李约瑟在195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他不能预想到在19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幅全新的气象。自1978年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且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写道：“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
既然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不受“李约瑟之谜”的影响。《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原名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明朝的衰亡）。“李约瑟之谜”讲“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万历十五年》讲“明朝的衰亡”；所以，《万历十五年》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也就不奇怪了。
唐朝共289年、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宋朝共319年、是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明朝共276年、有洪武之治和永乐盛世。总的来说，唐、宋、明这三个朝代其实差不多，然而，史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写唐史或宋史的时候都很振奋，但是写明史的时候却很压抑；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万历十五年》的影响。
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李约瑟“那时他不能预想到在19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幅全新的气象。”同样，《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在1976年写成的，1981年出了英文版、1982年出了中文版，那时他也“不能预想到在19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幅全新的气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写过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该书预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结束时会彻底失败，前苏联不幸被尼克松言中，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已经解体了。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尼克松也“不能预想到在1970年代末以后的40年中国会焕发出一幅全新的气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给了《1999：不战而胜》一个相反的回答。
记得有次参加学术会议，一位西方学者诟病中国文化说：“中庸之道”四平八稳、不敢爱不敢恨，没有生命力。本书作者立刻进行反驳：“中庸”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文明”；也许，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却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当五花八门的西方文明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时候，只有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台湾的柏杨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痛下杀手，把中国文化斥之为臭不可闻的“酱缸文化”。那么试问：“臭不可闻”的“酱缸文化”是如何产生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呢？“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说清楚；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也许会有人诟病中国文化，却没人敢藐视中华文明。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大量情节模仿和影射《万历十五年》的内容。网络上甚至有这样一篇文章：“看懂《万历十五年》才能看懂《人民的名义》”。
《万历十五年》不是一般的史学著作，它有着自己的“历史观”，也就是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万历皇帝“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因此，未来的中国要以法治国，不要以德治国。由此可见“大历史观”的良苦用心。
受“大历史观”的影响，《人民的名义》上演了“德与法”针锋相对的场景。在《人民的名义》中，“法”的化身是高育良，“德”的化身是陈岩石，高育良是汉东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又是汉东省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处处“依法办事”，最后因贪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陈岩石之前也是汉东省检察院的检察长，不可谓不懂法，但是，退休后的陈老却处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有时甚至采用“以德抗法”的激烈手段，最后在法律的范围内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一个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但却无法“钻道德的空子”。因为，道德没有“空子”，无论贪官的贪腐在表面上多么“合法”，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这杆“秤”就是“民心”、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里的“民心”一词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使用的“人心”一词。因为“人心”是可以用小恩小惠暂时来收买的；然而，“民心”是无法收买的，“民心”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而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则是由5000年的“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不矛盾，“法律”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法律”；“法”与“德”在国家政治中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是1978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中国产生开放思想、中西文化融合、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成功密码”，可以追溯到世界地图引入中国的1584年，也就是万历十二年。日本开放和发展的转折年，是“黑船事件”的1853年，而欧洲由弱到强的转折年，是哥伦布航海的1492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相比日本要早269年，相比欧洲要晚92年。
被誉为“台湾文胆”的张作锦先生有一段名言：“书里常有很多仇恨，但咎不在历史，仇恨在人心里。因此，解恨在人”。《万历十五年》是通过“无关紧要的一年”讲述明王朝的必然衰亡，而本书则是通过“至关重要的一年”追溯中国必然崛起的成功密码。所以，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仇恨”的书，那么《万历十二年》则是一本“解恨”的书。
注：郝晓光和张箭刚完成了《万历十二年》一书的写作，本稿是该书的“后记”
【作者简介】郝晓光，1958年5月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同济大学测绘专业，理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第13次南极科考队中山站越冬队员，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测绘学会副秘书长、湖北省南北极考察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测绘学会大地测量专业委员会委员，《地学前缘》编委，《地球物理学进展》编委，《湖北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专题组稿人；长期从事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地图学、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出版著作七部，出版新编世界地图5部，发表论文150余篇；讲座《新编世界地图：历史与科学的交融》于2011年11月和2014年9月登上“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和“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讲坛”，讲座《中国地图藏南地名补白研究》于2016年4月和2017年5月再次登上“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和“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讲坛”；2007年被评为湖北省科普先进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2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新编世界地图讲座2017年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入选中国科普博览，新编世界地图电视片2017年获第二十二届中国教育电视优秀节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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